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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青年组织的兴起
[字号: ] 2011-03-20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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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青年组织的兴起

 青年期这个年龄阶段的明确划分,青年概念的出现,是社会文明的产物,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的产业革命以后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的一份综合报告指出:“在传统社会里,根本没有青年这一概念。人们从儿童成长为成年人,并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,两代人之间也淡不上什么‘代沟’。人们自然而然地走向工作,靠年长的同伴指点,日积月累,边干边学。在工业社会里则不然,事事都比较合理化,生产技术也要复杂得多,从整个的生产组织看,边干边学,或单凭实践,已经行不通了。这样一来,人们就需要进学校学习专业技术。人的一生,在童年和成年二者之间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时期”。显然,探索青年组织的出现,必然要同青年期这个年龄阶段的明确划分与青年群的崛起相适应。

 据史料记载,学生的群体活动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出现。西汉末年,太学生为援救鲍宣,一千多人聚集到皇宫上书请愿,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学生联合行动。东汉末年,京城太学生反对“宦官专权,把持朝政”,经常聚集一起评论朝政,褒贬人物。桓帝时曾发生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上书诉冤。三国时魏元帝景元三年,京都洛阳三千多名太学生为援救名士嵇康,聚集相府门前,进行长达两个时辰的请愿。唐代太学生的群体活动,多指向抨击官僚的腐败,统治者怯之而贬以为“聚为朋党,侮老慢贤”。学生群体活动最为频繁的是宋代,从北宋太学生反对蔡京、童贯的斗争,到南宋太学生反降主战的上书请愿,一起接着一起。历史上的群体活动虽然早已出现,但并未形成有明确的章程和较为严密的结构的组织。

 中国青年组织的出现,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,它同近代社会青年群的崛起以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紧密相联。有人将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强学会、保国会称为我国最早的青年组织,其实不然。强学会,是康有为在推行维新运动的过程中,认识到“中国风气,向来散漫……思开风气,开知识,非合大群不可”,而于1895年在士大夫中建立的“讲中国自强之学”的组织。该组织只存在4个月左右即被慈禧太后封闭。1897年,康有为愤于德国强占胶州湾,又组织保国会,其章程指出:“本会因国地日割,国权日削,国民日困,思维持振救之,故开斯会以冀保全,名为保国会。”这两个组织有章程,有政纲,但其成员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,可以将其称为我国近代政党的雏形,而将其视为青年组织则显牵强。在此前后出现的一些革命团体,如孙中山在檀香山、1895年在香港建立的兴中会,蔡元培1902年建立的中国教育会,黄兴1904年建立的华兴会、光复会,其成员多为华侨中的商人、工人和农场主以及国内的知识界,具有政党性质,都不是具有年龄特征的青年组织。

 我国具有年龄特征的青年组织,最早出现于清末的留日学生中。我国留日学生从1901年起人数骤增,两三年内达3000多人。由于他们接触到资产阶级的新学,感受到祖国危亡的严重,迅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。在1902年一场反对清政府驻日公使蔑辱国权、欺压学生的斗争后,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年龄特征和革命倾向的青年组织——中国青年会。该会“以民族主义为宗旨,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”,对国内青年产生很大影响,相继出现了爱国会、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、学生救国会等青年组织。青年组织在我国近代社会的出现是必然的,然而最早出现于何处则需具备两个条件:一是青年人比较集中;二是民主主义思潮比较活跃。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数达3000余人,资产阶级新学在他们中间传播又相当广泛,加上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压制有“鞭长莫及”之隙,这就是青年组织最早出现在留日学生中的原因。

 青年组织的勃兴同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是同步的,每当历史进入重要的转折时期,几乎都伴随青年运动蓬勃发展和青年组织的兴起。标志着我国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辛亥革命时期如此,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,更是如此。五四运动前后,青年组织在全国各地如同雨后春笋般勃起,数达百余个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李大钊、王光祈等人联合一群有志青年,于19186月在北京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。其规约是:“振作少年精神,研究真实学术,发展社会事业,转移末世风气”。口号为:“奋斗、实践、坚忍、俭朴。”这是五四时期最大的一个青年组织。其他还有毛泽东、蔡和森等19184月在湖南建立的新民学会;周恩来、郭隆真、邓颖超等19199月在天津建立的觉悟社;挥代英等191710月在武昌建立的互助社等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(编者注: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应为1922年)在上海成立以后,上述组织成员不少都成了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。

 这个时期的青年组织,具有下述的三个特点:

1)社会责任感和鲜明的爱国反帝的宗旨。当时的青年组织,是集中了一批怀有忧国忧民之心、有志于改造中国的青年精英,他们多是在爱国反帝的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。例如,新民学会是以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为宗旨,讨论时事,研究俄国革命经验,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。觉悟社的宗旨为“革新”的精神,求大家的“自觉”、“自决”,抨击时政,研究新思潮,参加爱国运动。互助社以“群策群力,自助助人”为宗旨,热心救国并注重个人品格修养。

2)组织林立而规模较小,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尚未形成。当时的青年组织数达百余个,但成员都不多,存在的时间也不长。例如,少年中国学会最盛时会员是108人,存在的时间不过67年,新民学会会员最多不过70多人,活动时间只有2年多,觉悟社的活动时间为1年多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,也还只有15个地方团组织,5000多名团员。

3)青年组织内部成分复杂,缺乏一致的思想基础。这个时期青年组织的内部,虽然有爱国的共同目标,但信仰很不一致,缺乏统一的思想基础。正是这样的原因,使得不少青年组织难于巩固。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,就由于信仰不一而出现三派:一是共产主义派,李大钊领导;一是国家主义派,有曾琦、李璜等:还有一些人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。新民学会由于内部成员的信念不一,有的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,有的则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,有的则动摇于二者之间。19208月以后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地相继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由于团内成分复杂,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,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,还有信仰基尔特(行会)主义和工团主义的,到19215月左右都停止了活动,直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才得到整顿恢复。

注:摘编自黄志坚撰写的《论青年组织的发生及其在中国的发展》一文,发表于《中国青年研究》1989年第2期。

 

 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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